父亲的密码:14-120

何正中

我祖父何漱芳牧师和祖母结婚八年以后,1913年才生了头一胎,就是我的父亲何其美。可想而知,祖父母多么宠爱他。祖父常出外传福音,家中大小事全交祖母打理。祖母目不识丁,每天从早到晚除做家务以外,都抱着儿子不停抚摸亲吻。在我们家乡温州的炎夏,破漏的房子蚊虫成群,飞舞不息,祖母总是让爱子躺在清凉的席子上酣睡,自己坐在床沿,用大蒲扇为儿子驱赶蚊虫。家中偶有点肉吃,两个大人都不轻易碰筷,让儿子独食。

两年以后,上帝再给祖父母添第二个儿子,我的二叔何其善。祖父母当然也爱这个儿子,不过爱的份量稍为逊色了一点。再过七年,上帝又给祖父母添第三个儿子,三叔何其义(何天择),长辈们当然高兴,只是最宠的还是长子。

祖父为我父亲命名何其美,乳名纯羊,意思是希望他像主耶稣怀里纯洁的小羊。我父亲天资聪颖,祖父为了让儿子有美好的前程,决定尽一切能力供他上学。父亲不负众望,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他一直读到高中二年级,那时按照祖父母那么贫穷的人家,已经十分不容易了。何况当时祖父母已有了六、七个儿女,上还有一位常患病的80多岁老母亲。

由于家中经济拮据,我父亲虽然学业成绩优异,读完高中二年级后,仍须辍学,由一位基督徒介绍到温州市规模最大的白累德医院一边工作,一边学习。该院院长是一位爱主的英国医学博士,医术高超全面,又有爱心,他让父亲作随身翻译员,毫无保留地把他的医术传授给父亲。

由于上帝赐父亲极高的天资,他自己也勤奋学习,仅五、六年间就成了主治医师。可他一旦能够独立行医,就远走高飞,自创医院─温州市“福民医院”(全科)。开张前夕,他自己改名叫“福民”。

于是父亲做了院长,副院长兼助理由母亲担任(母亲是宁波华美医院高材毕业生),再配合一些有真才实学并有多年经验的医务人员,福民医院就此诞生,几年后成了温州市著名的小型全科医院。市内、外众多病患闻名而来,连温州市首富吴百亨也与父亲称兄道弟。

不久,父亲又雄心勃勃,在吴百亨的协助下,经营了“温州肥皂厂”,兼任厂长。多年后,他多次对我说:“做肥皂是最容易的事,只要略懂化学便可,只是开办前要投入一笔资金添置设备。”父亲大量生产成本低廉、质量尚可的肥皂。这些肥皂不断地进入温州千家万户,同时财源也滚滚不断地流进父亲的口袋。

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,飞黄腾达,在人眼里,他是个成功人士,杰出人才,叫人称羡。可他心里有一永远填不满的洞,不断地追求名利,这使他越发变得盲目自大,常仰首挺腹,自豪地说:“我成功靠谁?靠的是我自己!”

1949年4月,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,他刚起床不久,忽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开门一看,有几个乡下人和几部黄包车。噢!是病人家属,许诺以重金聘请他到病人家里看病。看在重金份上,父亲打破常规,随病人家属同行,由他们的黄包车一前一后护送。当来到瓯江的岸边,父亲在车上闭目养神,忽然看到两个人用枪指着他,连推带拉,把他扭送上贼船,往鹿西山的小岛驶去。

父亲被绑架了!两名绑匪大摇大摆走进我家大门,一张口就要黄金50两,一两也不许少。那年我六岁,看见两个绑匪凶巴巴对我母亲说:“过三天下午四、五点钟,我们来取黄金。若不拿出来,先割掉妳老爷两只耳朵给妳烧菜。如再过两天不全数奉上,就请妳到鹿西山收尸。我们的大王最爱吃大胖子的心肝……。”两绑匪离开时还哼着小调。

我母亲受这重大的惊吓和打击后,精神恍惚,终日流泪,双眼呆滞,形容憔悴。祖父接获噩耗后,担心得茶饭不思,不能成眠,独自跪在老屋屋顶阳台上痛哭流涕地祷告,祈求天父拯救儿子。

三天后,下午5时许,风沙弥漫,两个绑匪如期来到我家,把50两黄金塞进他们的皮包,答应“明后天让你们吃团圆饭”。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,人有霎时之祸福,次日清晨,大家说:“弄堂里有个死人。”祖父和母亲急急去看,吓得呆若木鸡,这不是绑匪吗!?事后大家猜测,两个绑匪为了争财,较弱的被较强的打死。

感谢上帝听了祂仆人的祷告,保留我爸爸的性命。1949年的酷暑,鹿西山即将解放,大小绑匪亡命,抛下人质。父亲逃回家里,竟毫发未伤,只是人变得十分黑瘦。见面时,大家恍如隔世。他第一顿饭吃的不多,因深知久饿者不能一下子吃得太饱。他边吃边讲述这几个月来人间地狱似的生活,每日都是任人宰割,每天只给吃两顿,每顿半小碗饭。他有时也祷告,但心里终日惶恐,有时想:“听天由命吧!”

解放后,父亲和母亲来到宁波华美医院。我们七兄弟姊妹也随父母惜别故乡,来到连一句话都听不懂的宁波。母亲当即担任二院的产科兼妇科总护士长,父亲担任外科主治医生。不久,父亲名声大噪,成为1950年代初宁波腹外科手术的“一把刀”。有些大人物病患点名要他开刀。他工资每月高达130元人民币,是当时普通工人的三、四倍以上。

功成名就让他昏了头脑,常批评医院上级及卫生局领导是全不懂医术的无用之辈,又说多数护士都是倒痰盂的货色。他好几次辱骂三轮车伕,轻薄年轻貌美的女护士,又竟敢在自己家里与几个姘头作乐,其中一个还被母亲、二妹夫及我不约而同当场捉住。

1957年,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畅所欲言,言者无罪,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。父亲积极响应。他越说越起劲,连早被国家最高层定为铁案的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也想翻案。谁知一声号令,“反右斗争”便铺天盖地开始。我父亲因触犯众怒及多言多语,被打成右派,取消工资,双手铐上手铐,押送到劳教所三年,每月只发7.5元生活费,令他先挑泥土和沙子,然后挑石子与砖头。

劳教期间,他七个子女中只有我一人去看望过他四、五十次。当时大姊17岁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,考入了北京大学。大哥何正刚是全市数学竞赛状元。可怜他不懂政治,竟糊涂得公开为父翻案,被打成“反动学生”,日日被批斗,脑袋天天被灌水,终于变成疯子。当时弟妹年纪尚幼。每次见父亲都有卫兵守着,不敢私语,送去的东西都被一一检查。

1966年,文化大革命开始,横扫一切牛鬼蛇神,所有大小教堂一律被关闭。在十年“文革”浩劫中,我父亲胸前挂着黑牌,被批斗、抄家。我们七个子女都受株连,在歧视的目光下提心吊胆地生活,其中有三个因而萌发轻生念头。终于有一日,二姊上吊自尽,大哥在疯人院里度过余生。我每一个多月就去探望大哥一次,包礼物的绳子都被抽掉,提防他自杀。

“文革”结束几年后,父亲才得以平反,回到市第二医院,恢复原来的月薪130元。他20余年的人生,好像绕了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地。他的辉煌不再,躯体老弱,再挥舞不动手术刀,当年宁波市腹外科“一把刀”的威风一扫而光,只得低着头当一个平凡的门诊医生。

我父亲一生犯了很多罪,他并不真正认识上帝。晚年入住敬老院,独自包一间双人房。为了打发寂寞时光,他看点中、英文圣经,偶而临睡前做几句求主赐健康长寿的祷告。我那时尚未退休,也隔几天去看望他,恳切为他祷告,劝他悔改信靠主耶稣。他始终坚持说,人总要靠自己。又说世上凡是有名望的大科学家、大文学家、医学家哪一位不是靠先天智商高、后天本人刻苦奋斗才取得大成就。他还多次对我说:“哪里来的神力更生?”一个老人,白发苍苍,居然还以为自己可靠!

我父亲直至临终前十多天,才真正谦卑下来,开始用信心读圣经和三叔父何天择寄来的书信。这时,他才平生首次对我说:“中、英文圣经我对照着看,真是字字珠玑,让我爱不释手,好似一股清泉灌入我干涸80多年的心田。你三叔是世上少有的真正基督徒。我虽然年龄比他大九岁,中、英文也与他相差无几,但灵性上与他可确是天地之别,无法与他比,我比他差得远,差得远了!他几十年来劝我信耶稣,我总是口头答应,心里却是无动于衷。”父亲临终前还给我看了他的所藏秘密,他在《灵镜》和《赎罪记》等福音文字上,用黑、蓝、红三种颜色笔做了许多记号,对我说,黑色的是他以往屡犯的罪;蓝色是指知罪犯罪;红色是指仅犯一、二次的罪。可见他已真心实意认罪,并把以往自己的一切罪孽倒空,悔改立志信耶稣了。

父亲去世前三天,住进分配给他和七个子女的单位。他留下了亲笔遗嘱,从遗产中拨人民币三万元奉献给浙江省神学院,另三万元奉献给宁波基督教敬老院。

父亲在二院的病床上仰躺了一天,他已无法进食,仿佛是无花果树上的一片随时要飘落地上的枯叶。次日他昏迷,第三天走完他的人生。

他去世后,我发觉他的银行存单密码是“14-120”。二妹已经知道,因她每月务必要打密码替父领退休金,她解释道:“按父的意愿,要死(14)的话,要活到120岁。”啊!人算不如天算,人无法掌管自己的命运。谢谢上帝的大恩大爱,拯救父亲这个大罪人,赦免他众多的罪孽,收容他的灵魂,并赐予他活到90多岁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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